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500年的彩陶盘龙纹等。

　　这些原始的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至初成期相对应。

　　它们是中华文明起源，至初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

　　接下来，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1年，即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

　　在这期间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材质上，有了更多的龙纹、龙形。

　　如南河阳洛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龙纹陶器。

　　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方鼎龙纹、妇好墓出土的玉凋龙。

　　徽省阜南出土的龙虎尊龙纹，出土于西陕临潼零口西段村的西周利簋龙纹、出土于西陕宝鸡贾村塬的西周何尊龙纹等。

　　这些龙纹、龙形，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

　　考古工作者判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器属于该遗址的二三期。

　　断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西周时期。

　　龙形饰仅存头部，龙张口，上吻向后勾卷，龙角长而前伸，龙耳廓大。

　　龙柱形器，上大下小，器顶平，一龙站于器顶，龙角后卷，龙口大张，垂须，下半身垂于器壁。

　　龙虎尊之尊肩上，铸高浮凋呈蠕动游弋状三龙，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造型，龙眼浑圆；

　　尊腹部主纹，均为高浮凋虎与人。

　　青铜神树之一侧，有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自上而下，作蓄势待飞状。

　　这条龙身细长弯作s形，龙首昂起，龙角上扬，龙口大张。

　　青铜立人像着左祍长襟龙纹上衣，衣右侧和背部饰阴刻龙纹，龙昂头张嘴，颌下有须，长颈，尾上翘。

　　比照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会发现很多一致的地方。

　　第一、细长、弯转的龙身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之飞龙龙身，与南河py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龙身、西山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盘龙纹龙身一致。

　　第二、龙的头部取材于动物基本一致。

　　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柱形器之龙头，与南河py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砌龙之龙头；

　　三星堆遗址三号坑新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之“龙身牛头”；

　　徽省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玉凋龙之“龙身牛头”。

　　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比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晚出。

　　故可做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的判断。

　　也即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产生的以龙为标志的文明，辐射、影响到了三星堆文明。

　　综上所述，能形成好几点共识。

　　第一，龙纹、龙形参与、见证，且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生活在三星堆方圆的古蜀人，也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第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承接、借鉴、学彷了新石器时代其他文明的技术。

　　所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龙形，和中原夏商两代的龙纹、龙形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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