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

　　何景明则批评他写诗拘泥于古人法式，容易陷入形迹上的模拟蹈袭，所以何景明学古与李梦阳不同：“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

　　他主张学古要舍筏登岸，不落形迹。

　　这便是李、何二人的分歧所在。

　　用为学古，一个重形迹，一个则重神情。

　　不过，李梦阳所提出的法式，从理论上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他认为学习古人的法式，是学其中古今相同的地方。

　　其实，何景明也没有否定古今有共同之法，也讲究“法同则语不必同”，只是，二人对于法的理解有所不同。

　　李梦阳比较实，何景明比较虚。

　　文学创作有一些基本规律是古今相同的，问题是李梦阳所理解的法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并非古今一横不变的文学创作规律，而是前人的某种艺术表现方法而已。

　　这正是后人需要突破而不应当袭用的。

　　就诗歌创作而言，二人各有所长。

　　李梦阳格调高古，风格遒劲，气势雄健，词意深刻而微婉，何景明造语婉转流利，情味蕴藉绵邈，韵致悠远而隽永。

　　从前七子的创作情况来看，除了大量的拟古之作外，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重视时正题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跟前七子中一些成员自身的正至命运有关。

　　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或描写个人的生活遭遇，或直言正至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强烈危机感与批判意识。

　　如李梦阳的《秋望》：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又如何景明的《鲥鱼》：

　　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应先。赐鲜徧及中珰第，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

　　此外，王九思的《马嵬废庙行》、边贡的《运夫谣送方文玉督运》、王廷相《赭袍将军谣》等，都是反映时正的作品。

　　除了时正题材，李梦阳等前七子也注意到将文学表现的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这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重视那些反映社会下层庶民生活的民间作品的文学态度吻合。

　　与反应庶民的生活相联系，一些下层的市井人物也成为了前七子文学表现的对象。

　　李梦阳本人就有不少刻画商人形象的作品，如《梅山先生墓志铭》、《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潜虬山人记》、《鲍允亨传》等篇，都是为商人而作的传记、记事作品。

　　在大夏传统文学的观念中，以诗文为代表的雅文学一向是正宗，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被视为鄙野之言，甚至是斜吟之辞。

　　明代开果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压抑通俗文学的正策，永乐、宣德、正统几朝都比较严格地予以执行。

　　但是随着天下承平日久，并不是每个明代皇帝都是朱元璋，寻欢作勒之余，他们对小说、戏曲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而在理论上比较明确地肯定俗文学的价值，正是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领的前七子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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