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才是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不是欺骗消费者。

　　韩蘧可不乐意了：“孙先生，我们这儿就是大学堂！你看，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我们几个，便是大学生。有老师、有学生，不就是大学堂么？”

　　周宗武、张纯、顾之麟他们一个劲儿的点头。

　　孙元起叹了口气：“你见过只有一个老师、几个学生，没有任何专业系科的大学堂么？”

　　“有啊，我们现在不就是么？”韩蘧说道。

　　事实上，孙元起倒不用如此妄自菲薄。在中国大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学生人数一直比较稀少，而学科专业也不是很齐全。比如1909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格致科地质学门，那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才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任教授，到1920年才有孙云铸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

　　再比如著名物理学家、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曾就读的南开大学物理系，当时一共只有两个教授，一位是饶毓泰先生，一位是陈礼先生，他那一届的物理系毕业生居然只有他这个“孤家寡人”。

　　也正是如此，培养的学生往往都是精华。南开大学物理系“三人行”的格局，却出了饶毓泰和吴大猷两位物理学大家。相反，进入二十一世纪，各个大学疯狂扩招，一届学生动辄上万，却能有几个成才呢？

　　孙元起不再纠缠这件事，只好对陈骥德他们俩说：“既然来了，那就留下吧。”

　　人多力量大，这句话说得没错。陈骥德、刘斌来了之后，虽然补习课程、熟悉汉语拼音需要一段时间。一个月后，大家配合开始渐渐默契，教材、字典的编写都渐入佳境。到了十一月份，字典编写已经进入尾声，韩蘧、顾之麟他们遇到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每天，孙元起上完课，便急匆匆地赶回去，解决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农历七、八月间，京师大学堂文理分科，有四十九人学习物理、化学等科目。这样，大学堂中学习物理的就有两个班，孙元起每周须在大学堂上六次课。即便如此，加上崇实中学和家里小学堂的事情，每次在大学堂都是来去匆匆，有些惊鸿一瞥的味道。这几天，加上字典的事情，几乎是下课即走。

　　十一月的一天，钟声响起。孙元起收拾起书本、讲稿，循例问了声：“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么？”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都是乖乖儿，但知读经、写八股文，喜欢物理的很少。比如新一班中被分到理科的，半数是文史科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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