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34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往机场去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儿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儿。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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