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及青红各帮均有秘密关系，然省府当局知之有素，事后则佯无所闻，若不严加制止，恐引起事态之扩大。”

　　此后，日本天津驻屯军不断骚扰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日本军官池上还诬指天津市市长张廷锷等为主凶，而于学忠为指使者，日本武官左祯昭、关东军副参谋板垣征四郎甚至要求逮捕张廷锷和于学忠。

　　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的同时，日军又以武力相威协。5月30日，梅津美治郎调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等在河北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武装游行，并请求关东军也应其请求而派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低飞示威，向于学忠施压。

　　之后，南京政府电令河北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并命令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

　　6月4日，酒井隆和高桥坦再次到居仁堂会见何应钦，询问中方对日方要求的执行情况。

　　何应钦答复称已经罢免了蒋孝先等3人，解散宪兵队第三团特务处等7项。酒井隆当即又提出将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走北平的宪兵第3团，解散抗日团体及调走驻天津的第五十一军这5条要求。

　　但日军方面并不满意，酒井隆又提出四点要求：“①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②第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③第2师、第25师他调；④排日行为之禁止。”

　　此次，酒井隆等人将日方要求的缮写件一份交给中国方面，限中国于6月12日中午前答复，并一再声称中央军调离河北是日军军部的决议，绝无让步可言。

　　对酒井隆的最后通牒，日军全力配合，关东军出动步兵1个大队及骑兵一部到山海关，独立混成旅团和第1旅团主力到古北口，航空兵2个中队到锦州，天津驻屯军从天津、唐山各抽调1个中队向北平推进，驻旅顺港的日本海军也派出两艘驱逐舰驶向塘沽。

　　迫于日军的军事压力，南京政府不得不表态，在发布《申儆国民对友邦务敦睦谊令》中称：“凡我国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同日下午，何应钦第4次约见酒井隆和高桥坦，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的全部要求，停止了国民党部在平津区域的活动，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开始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

　　在此前的6月6日，国民党政府已令于学忠率第51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县令何孝怡辞职，宪兵第3团调走！

　　至此，日本人终于满意了！

　　而“何梅协定”的签订，对于中国的影响巨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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