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了权，军队走上一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道路。这样，隔阂在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之间产生了。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空军和海军)像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现代化，而地方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不大留心时髦的现代理论。
“文化大革命”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泽东曾鼓励林彪，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彪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的军区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这一错误。
周恩来和那些军区司令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力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从林彪那里拯救过来。因之周恩来有可能代表毛泽东取得反林彪的成功。
早先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现在他却冷淡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猴性“辩证法”再思考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瘫痪时，解放军进人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求放弃这个灿烂的政治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泽东在国内关闭林彪的一道门时，就多打开了向美国的一道门。
在1971年4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林彪的亲信甚至林彪的夫人作检讨。同月内，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节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越喜马拉雅山，中国新闻媒介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当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人毛泽东的国门、人们被震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彪的盟友、文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美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泽东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彪甩石头，他与J温怒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有一场戏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冲着黄永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行至上海时，毛泽东把黄永胜的一个亲信找来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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