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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那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乃至他在1966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真理。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蔑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而下。

　　毛泽东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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